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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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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卅运动,走向创立新中国  

2017-09-28 16:37:30|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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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革命
豆瓣评分:8.2分(34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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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从五卅运动,走向创立新中国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中国革命:1925530日,上海》

作者:(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译者:强朝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9

 

英国外交部官员1926年在撰写有关头一年发生的五卅事件的报告时,这样写道“19255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

这个判断是相当精准的。五卅事件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正如法国大革命的头一个高潮巴士底狱事件那样,之后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低潮,却开启了持续革命的进程。因为五卅事件,中国革命被加速推进,尽管这个国家会在几年后遭遇最凶险的外敌入侵,社会经济体系迎来全面解体的危险,却因为革命的进行,而从困境中绝地重生。

五卅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列强霸权开始从过去由英国主导,变成了均势化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严重削弱,美国还未切实获得主导世界事务的权力,而此时的日本,民主主义力量与好战派的博弈呈现出前者占优的态势。这种状态使得列强对于中国政局以及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而列强在中国上海建立的“国中之国”秩序,也理所当然的迎来了挑战。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在上海建立起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专门的会审公廨制度,行使独立的裁判权,不受清朝政府及日后的民国政府的法令约束。上海租界也因此成为革命家热衷聚集的区域。一战结束后,由于中国在战时加入了战胜的协约国一方,民众普遍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取消租界,大幅废除治外法权,赢得民族独立,但大国平衡运作却彻底的牺牲了中方权益,使得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对于列强的好感几近一扫而空。而在一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再度遭遇列强在华投资企业借助特权的不平等竞争,也积聚了很强的反对列强意识。这种情况下,诸如上海、广州这样在华外国聚居数量较多、外资企业分布较多,而又存在不平等政治的大城市,就随时存在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五卅事件的爆发,本身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偶然性,但基于历史背景的考量,又可以认为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五卅事件发生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口岸城市,工人、学生、普通市民、商界,甚至包括饱受诟病的虞洽卿等上海滩的买办势力,都加入到反帝抗争的行列中。而负责调查此事、由西方法官组成的国际司法委员会虽然给出了租界当局无罪的判定,但委员会主席、美国驻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约翰逊却在报告中直言,外国在上海的司法专权极不合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康斯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1925530日,上海》一书中就指出,五卅事件不仅产生了国际影响,而且锻造了一个已经觉醒又有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革命阶层,这正是同时期民族革命在亚太地区广泛爆发,中国革命进行得最为迅速和彻底的原因所在。

《中国革命:1925530日,上海》这本书以五卅事件为引子,深入讨论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动力与导向。书作者指出,中国革命面临的复杂背景在于,列强控制与经济侵略,到了20世纪初已经开始造成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经济体系走向解体;而清朝政府末期和民国政府初期的孱弱无能,前述解体进程被加快。公允而论,这时期的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都希望外争国权,在国内通过加快发展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这种希望及相关的行动努力,却是难以实现的。国家存亡之际,社会崩塌之时,革命大潮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整体性的避开了革命的几乎所有主张。试图回避革命,甚至回避激发革命的各种因素,如列强特权等,希望在一片坍塌之上建造坚实的国家机器,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希望。

中国革命的发生,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最最有利的条件。清朝中期已经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森严完整的运转体制,如科举制,皇帝统揽军政大权并由高效的幕僚团队协助,针对传统农业和各专门的工商业建立的管理框架,农村社会中由乡绅代行管理职责、建立在亲缘和家族关系上的微观体制,让一个庞大的帝国得以维系。这种复合型体制在清朝中期后缓慢走向解体,鸦片战争后更是逐渐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中国革命:1925530日,上海》书中提出,清政府改革派推动的洋务运动之所以难以成功,就在于有限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无法获得当时体制的全力支持,例如财政支持、私人经济的参与等。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者,所面对的体制和秩序,是空前虚弱的体制和秩序。

晚清政府在财政等方面,已经形成对于口岸城市的严重依赖。近代中国的多个口岸城市,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也汇集和培养了大量的商业、文化精英人才。近代城市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受益者,当时中国的口岸城市也不例外,呈现出混乱化的繁荣,与整个国家体制和秩序渐趋碎片化的种种问题构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口岸城市还成为酝酿革命的温床,使得不同阶层在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斗争中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中国革命:1925530日,上海》书中以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为例,指出该城市当时就已经形成了相较其他中国城市更为强大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规模较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如果再加上盘踞在租界内外的帮派组织,可以说,运动、革命在当时的上海发生,也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全书第三章讨论了近代中国各式各样的政治愿景与纲领。19世纪末20世纪初,舶自西方的各种政治理论与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加速传播,短时间内以若干倍的速率加快递进了欧美国家的思想启蒙、思想革命进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快进式的思想启蒙与观念传播,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理论、观念的认知理解不够深入,让相当部分的启蒙者、革命者以各种混杂的政治思想形成大为偏颇的意识观念,让革命行动难以避免的走入偏激化、运动化的泥淖。例如书中就指出,仅民族主义潮流,在当时中国就呈现出反帝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四类;而孙中山建立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更呈现出理论观点大杂烩的特点。书中第四章还谈到,即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表面上宣称会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却将民生改革通盘抛诸脑后,而是继承了北洋政府的军事主义,以中央军阀的方式控制国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进行,很大程度上就与国民政府笃行军事主义而不能赋予国民以可信的政治信念有很大关系。

书中第五章谈到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即先进思想武装了农民与农村社会,让之前长时期被隔离在政治和社会革命之外的农民大众,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全书最后一章则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颇为曲折的革命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革命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在城市革命暂时受挫后,将力量投入农村,用先进思想武装农民,从而最终打败了长期以军队武力和特务机器治理国家的蒋介石集团,并由此摆脱了中国近代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外国奴役和控制,让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提出的民族目标得以基本实现。


本文刊于“底线思维”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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