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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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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造就的最后一批士大夫  

2017-08-18 15:20:58|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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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豆瓣评分:8.5分(13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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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科举改制造就的最后一批士大夫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作者:韩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5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沿袭了1300年的科举。此举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孝通曾认为,科举制的废止,使得士绅阶层不断更新产生的基础不复存在,这加速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衰落。何炳棣则指出,科举废除的后果,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参加科举需要文化和经济成本投入,家境较好的考生更可能多年坚持,但这并不排除贫寒士子的参与;没有了科举,新式教育的成本远高于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文化精英多出自于士绅家庭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而不像是过去那样,在地域和阶层上具有相对广泛的代表性。

废科举,兴新学,在19世纪后期从个别思想家的呼吁,一步步扩大为洋务派大臣、维新派精英认同的观念。戊戌变法期间,也曾下发这项改革方案,尽管随着新政被废,但包括满清皇族在内,很多人都认同废科举的必要性,差别仅仅在于如何废,用多长时间让新学彻底替代科举,同时也多少有些顾虑,担心废除科举会对清朝统治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这就有了1901-1905年期间的科举改制,癸卯、甲辰两科会试19018月,清廷发布诏令,废除八股文、试帖诗,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之后,清政府还废除了沿用已久的防科场舞弊方法誊录制度。1905年科举制被彻底停废,期间上述新规定在两科乡试、两科会试以及生、童岁、科试中得到了执行。

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中,新学彻底压倒了过去的四书五经(尽管四书五经仍然是考查内容,却被放入到最后一场),且考查内容多与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甚至生存危机的中国的求存方法有关。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韩策在《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一书中谈到,从这两科会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不仅中学已有根基,还略识西学,知识结构具有复合型特征。科举改制还要求癸卯、甲辰进士要在进士馆肄习,不少人更是远赴重洋到国外游学考察。

书中指出,癸卯、甲辰进士成为了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精英群体,他们将在这之后见证废科举、改官制、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再然后还出现了民初的政局动荡和文化激荡。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将癸卯、甲辰进士作为专门的关注对象,去探究这批人在清末民初的巨变时代如何调适因应,如何投身这期间的政治与文化变迁,产生过什么影响,又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型。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读者更好的把握清末民初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发展,以及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变动。

全书首先回顾了百年以来,学界有关清代科举的研究并予评析,再给出这本书的研究方法以及资料来源说明。这本书的正文分为七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清末科举改制的背景、进程,特别是在庚辛复杂政局背景下,不同政治集团就科举改制所展开的权力博弈进行叙述梳理,并介绍了科举改制下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阅卷、荐卷等程序。第二部分主要就癸卯、甲辰进士在清末民初的浮沉因应等作出介绍。

1900年,清政府对世界列强同时宣战,此举换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严重危机。因为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力图借此加快推动科举改制,以作为实施新政的突破口,提案延缓多省科举。而瞿鸿禨、张百熙为代表的朝廷重臣则反对地方科举一再延误,而乡试一再延期,在民间舆论中也引发了持续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外交官员有意要让清政府牢记挑衅外国的教训,以及作为对直隶等省份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报复,从而坚决不允许恢复北京会试,之后在张之洞的斡旋下,许可北京、山东在河南借闱乡试。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讨论了科举改制过程中,清政府内部不同政治集团在有关考试内容、架构调整方面进行的激烈博弈。这方面的改革方案主要是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的奏请为基础的,加入时务新学,并不会引发过大争议,但将之作为第一场、第二场,意味着多数应考者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考察四书五经的第三场。书作者也指出,主要由张之洞确定的科举改革方案存在诸多不妥之处,主要的问题是,融合了传统科举考察内容与时务新学为一体,考察内容过多、过宽、过深,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应考者。事实上,在当时,张之洞方案也饱受诟病,但科举改制的走向和内容定调,显然不是以正确性、合理性为依据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之后在废除科举中发挥领衔作用的张之洞,并无意设计出一套能够让传统科举在形式上得以保留的合理化的改革方案。

癸卯、甲辰进士被安排进入进士馆学习新学,态度上颇为复杂。一些进士愿意通过学习来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自身仕途地位,但也有不愿入馆肄业者。进士馆是新设的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教习主体除了少数日本教员,则主要是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这就注定了身份尴尬:进士当然自视甚高,教习只不过有过短暂留学经历的无功名者,其身份、资历和知识水平都饱受质疑。1904年后,陆续有癸卯、甲辰进士出洋游学,如前所述,这进一步提升了这部分知识精英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其眼界。

癸卯、甲辰进士从海外归来后,一些人被录取到官制改革后新组建或改组的部门,也有部分人被安排到地方补缺任职。值得注意的是,被外放至地方任职的癸卯、甲辰进士,许多人之后积极参与了筹办咨议局等政治活动,成为了转型时期重要的地方政治文化精英,最有名的是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沈钧儒。

在辛亥革命之后,癸卯、甲辰进士的命运发生了极大分化,有丢官甚至死于革命暴力的个例,也有继续崭露头角甚至获得升迁的人,更多人则转而投向兴办学堂的文化事业之中。书中梳理指出,癸卯、甲辰进士群体有一大批学者,或执教于海内外各大学,或主持古学书院,或设帐收徒,在社会文化激荡变革的20世纪上半期,“承担着传承中国经史诗文命脉的使命,同时抵拒着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此外,还有一批癸卯、甲辰进士,热衷于组建诗词社团,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虽然难以扭转古诗词逐渐沦亡的命运,却仍然造就了一番流风遗韵。


本文刊于“学术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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