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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政策的经验  

2017-07-09 09:23:47|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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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政策的经验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

作者:(美)荷马·A.尼克、托宾·L.史密斯、珍妮弗·B.麦考密克

译者:樊春良、李思敏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5

 美国科学政策的经验 - 一川的行走 - 郑渝川网易博客

 

1957104日,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尼克1号。美国政界和公众都感受到强烈震撼,“斯普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感觉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意地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正是因此,从1958年起,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政策,以国家之力,并兼顾发挥市场体制的优势,建立起体系庞杂的国家科学机构。大学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研发类高校不仅能够从企业界和校友那里募集款项,还能获得政府直接拨款,以推动基础研究。美国政府更创立了国家实验室体系,在多个学科和产业领域得出了革命性成果。非但如此,美国政府还出资鼓励学生投身于科学和工程学业,而不是都趋向于商业、金融专业。

美国国家科学政策的推行,最开始的直接原因是回应苏联的军事威胁,但发展到后来,这些政策、机构已经成为各个学科和产业发展的最重要驱动,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互联网、基因工程、新能源等多领域新科技革命的最主要推手。有研究表明,即便是本世纪初以来所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包括移动互联风潮,众多科学、技术成果也大多建立在美国国家科学政策的产出成果而非企业界实验室、单个的科学家个体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创新潮流,并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是市场自发形成、驱动的产物,国家公共政策可以、并且应当在这其中扮演主干型的引领作用。

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科学界、产业界对几十年以来沿用的科学政策提出了批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些部门减少了科学拨款,现有政策对于引领新一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支撑作用有所弱化,而美国公众的科学热情、科学常识水平相比过去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了因公众科学素养下降而对前沿科学研究提出质疑、抵制的现象。科学家希望找到下一个“斯普尼克”,即使得美国政界、企业界、公众形成共识的外源性危机,重新重视科学研究。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由美国三位杰出的科学政策研究专家合著,荷马·A.尼克为粒子物理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代校长、美国物理学会主席,托宾·L.史密斯是美国大学协会联邦关系部副主席,珍妮弗·B.麦考密克现为宾州州立大学医学院人文系副教授。这本书深入介绍了美国科学政策的内容、组织方式、政策形成过程及参与者,以及政府用于评估科学计划有效性的手段;提供了大学、国家实验室等与美国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开展科学研究的伙伴的介绍;列举了美国科学政策组成部分的主要科学政策议程,及与全球化时代相关的全新议题。

《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整本书内容丰富,对于我国深化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的相关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积极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并前瞻性的研判前沿科学研究、科学伦理管理等问题,优化现有科学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科学政策体系的组成和运作

书中指出,国家科学政策是开展科学研究的规则、规章、方法、惯例和准则,其建立和运作目的是“保障为促进公共利益而开展科学活动,支持和促进国家科研事业,用一个统一的准则指导美国国内开展的研究。”

1958年之前的10多年里,美国已初步建立其国家科学政策体系,研究成果不但除了核武器,也包括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资助的盘尼西林生产和应用项目、抗击疟疾的DDT的开发、血清蛋白和免疫球蛋白项目。1958年及之后,美国政府更加明晰了联邦政府在科学公共政策中的定位,行政机构、司法部门和国会都参与到这其中。美国总统本人领导科学政策,白宫设置科学顾问、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克林顿任期内还建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另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设置,美国卫生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环境保护署等多个部门都深入参与到科学政策实施之中。美国国会会制定管理科学行为自身的法律,为科学研究提供联邦资助,监管具体的科研机构;司法部门会通过解释法律法规影响科学技术及科学政策的运转,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的最高法院越来越多的加入到相关知识产权、科学伦理问题的案件裁决中来。

书中介绍了美国科学政策制定的多种过程,以及上述权力主体参与其中的决策、实施机制。总体来说,美国国家科学政策的决策、实施机制相比其他国家,尽管显得更加多元,但效率仍然很高,且在科学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

《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未来科学重大项目的测量方式、科学性评估经验,对于我国完善这些方面的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国家科学政策的实施主体

第一大主体是大学。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对大学基础研究中的作用,事实上,二战之前的美国大学在全球高校中的排位远远落后于德国和英国名校。事实证明,当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资助政策后,美国高校具备了更多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并因此吸引了更多门类的科学家和青年后备人才,才因此转成了对于德英名校的“逆袭”。

美国政府为高校科研提供资助,使得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不再面临缺乏资源注入的窘境,使得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研究产出的成果更多;而这为科学应用层次的研究推出成果创造了可能,吸引了产业界大量的资金注入。两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作用。书中指出,每一所接受政府资助的美国大学,都要与“审查联邦成本协商机构”进行商议,以确定资金使用方式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的科学成果产生更大的科学价值,1980年实施的《拜杜法案》要求,美国的小企业和包括大学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对使用联邦资金发明的材料和产品可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这既有利于创业企业发展,鼓励大学等非营利组织在科研领域继续开拓创新,也锁定了必要的边界,使得创新者、发明者可以从科研成果的转化使用获取足够的利益。

书中也提到,美国许多高校及产业机构也提出,美国政府在大学研究投入上应改变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平衡,增强对于一些被忽视学科的重视,减轻高校应付政府和国会的监管性负担。

第二大主体是众多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美国联邦政府支持数百个校内研究设施、中心和实验室组成的网络,而美国国内还有其他约1万个由地方政府、企业资助的实验室。美国国家实验室主要承担大规模项目的研究工作、开展具有敏感性质的保密级研究、开展完成特定联邦机构使命及支持其监管职能所需要的研究,并负责管理长期的研究机构。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如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美国政府还建立了技术转移联邦实验室联盟,专司将国家实验室的部分技术成果,转移到产业中去。

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随着近年来联邦资助的下降,实验室要留住高水平研发人才尤其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变得十分困难。

第三大主体是美国企业界,即经济学家常说的市场主体。美国许多大型企业、科技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如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IT与计算机行业、医药工业等行业企业的实验室的研发水平,居于世界一流,能因此成为相应领域的世界标准领导者。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具体研究项目对私有企业实验室提供资助、项目购买等支持方式,以及为了促成相关研究成果的开放化所采取的举措。

第四大主体是美国各州。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为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许多州开始设法创建科学技术和高技术经济的促进部门,投入专门资金吸引人才、产业项目,创建创新的区域集群。随着各州加入到科学政策实施的行列中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联邦减少科学投入的影响而对科学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

 

国家科学政策与公众

近年来,美国科学界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谈及公众科学素养问题。书中援引有关调查结论指出,70%的美国成年人不明白科学的过程,还有不少人相信伪科学,如占星术等。这种情况下,美国科学政策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公众会对新政策和法规的形成施加很强影响,威胁前沿科学和未来科学的研究资助,还会阻碍许多新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探索。尤其是近年来,反科学的民粹主义在美国变得十分流行,许多人对于一切基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都表现出抵制。并且,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美国青少年对于科学家职业的认同度,相比几十年前也大幅下降。

书中指出,媒体在塑造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媒体的科学报道质量相比其他许多国家的同行更高,但也存在因错误认识信息和理解等问题,从而传递错误信息,过度炒作科学中的政治争议而非科学进步本身。

《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一书指出,建立在美国国家科学政策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公众充分了解科学相关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

《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的科学政策》书中还深入讨论了科学政策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例如科学为国防服务及相关成果的民用化转化、前沿科学发展的效益与风险、更加积极的发挥政府作用以更新科学基础设施、更加明晰科学伦理问题以形成更为有效的管理政策,等等。这其中,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问题是,要加大对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投入,才能为提高基础科学和各类科学学科、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持续不竭的高水平人才补给。

 

本文发表在《中国证券报》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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