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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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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如何创造,如何改变社会?  

2017-07-02 21:30:29|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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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知识社会史(上卷)
豆瓣评分:7.9分(42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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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如何创造,如何改变社会?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作者:(英)彼得·伯克

译者:陈志宏、王婉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

 

不在少数的学者主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才产生,包括俄国贵族中分离出来具备独立批判意识的一批文人,以及该世纪末,因德雷福斯案挺身而出,不畏强权和民粹狂暴的左拉等作家。

当然,如果将知识分子界定为知识的发现者、生产者和传播者,仅就欧洲来说,发源时间恐怕就要大大提前。在中世纪中后期,以及整个近代(15-18世纪),许多学者、作家都骄傲的将自己看作是“文人共和国”的公民,表达了他们超越国界的群体归属感。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彼得·伯克长期致力于研究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他在《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一书中指出,12世纪时,欧洲在修道院之外就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也有了知识女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才女”。尽管如此,中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知识阶层,仍主要限于教士、医生、律师等群体。

中世纪末期,印刷术的引进和改良拓宽了知识阶层,16世纪的威尼斯、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开始出现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作家阶层,他们以笔为生,撰写了主题多样、品种繁多的作品。新的作家阶层除了写作之外,部分人服务于神职机构,也有不少人受雇为城邦统治者、贵族的秘书。到了17世纪,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促成了更为明晰的社会分化,德国大力创建近代式的大学,后来英国也大力效仿,意味着学者工作不必再像过去那样首先考虑教会的限制,学术研究的空间更大,相比过去也更加开放。再往后,18世纪,欧洲许多都市开始效仿英国皇家科学院,设立独立的科学院、研究院,学术界由此开始建构自己的行业秩序。彼得·伯克概括说,虽然学术界仍存在分化和冲突,但18世纪以来的知识阶层的群体认同感越来越强,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之后,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浪潮,城市人口激增,新闻媒体大量涌现,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始加入了新闻工作者,而其他类别的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发声。《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书中也提到了,在中世纪同期的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学者阶层也相当发达;而在中国,文人、士绅等知识阶层形成的时间更早,地位也更加显赫,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很早就摆脱了贵族垄断,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形成了有利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环境(古代中国平民识字率也长期领先于欧洲)。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是一本十分杰出的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史作品。彼得·伯克经过长期研究,在掌握中世纪以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知识生产、传播的详细资料后写成此书。这本书关注中世纪末期到近代晚期,欧洲的知识生产群体、机构的形成,作为知识传播最重要方式的教育的开展形式的演化,知识的分布、分类,不同时期之中教会和国家如何调控知识生产与传播,各时期销售知识的市场与出版界以及知识的消费者如何与知识开展互动。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现在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人文和科学知识,是在怎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长期反复的博弈与探索才得以获得基本生产与传播的条件。

中世纪终结后,如前所述,近代初期,欧洲很多国家和各城市都分布着学校、学会、学院等生产知识的机构。但正如17世纪英国大科学家培根所说,这些团体跟教会相似,也有不少规则和习俗都不利于知识的发展。学术圈自那时起对于创新及其提出者、倡议者都带有很强的敌意,当然考虑到欧洲各地当时赶时髦式的大量创设学术机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新学术机构不可避免也会为创新和所谓的异端思想留下空间。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更加系统地、专业地、实用地和协同性地搜索知识”,而产业革命为自然科学领域的革新带来刺激,咖啡馆和沙龙则提供了有助于涌现新思想的公共空间。

中世纪的欧洲版图,从知识生产、分布的角度来看,呈现出许多个孤立的节点并存的形态。这并不利于知识被发现后的保存、传播、详述。印刷术发明后,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而交通设施的便利化推动了图书贸易逐渐走入繁荣。有趣的是,文化繁荣跟经济繁荣一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然呈现从分散分布到中心化的趋势。特别是当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在欧洲渐趋成型,各国首都和经济中心城市已经意识到,信息和知识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王室还是共和制的执政者,都非常重视对学术生产、图书贸易等有关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资助。而在工业革命后,随着更多人口流入城市,更为精密的社会分工开始呈现,城市本身产出的信息和知识变得更多,《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书中也提到,在城市中,知识的收集、核校、编辑、翻译、评论、批判、综合、摘要和分类都按照工业运作的逻辑实现了专业化,这当然有利于知识产量的增多。

知识生产数量的增多,必然会推动分类标准的细化,会促使原有学科、领域进一步细分;而这又更新了教育体系特别是大学教育。以大学课程为例,中世纪末期,欧洲早期就设立的一些大陆开设的课程,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差无几,但到了近代,已经有了更为规范的分科,例如,自然哲学就被分为物理学、植物学、自然史、化学等独立学科。学科数量的增多,直接带来的变化还包括,促成了新式的百科全书编纂。

中世纪末期以后的几百年,知识生产和传播很快就演变为了规模惊人的专门产业,这首先是因为知识有益于财富创造。为了进一步提高独创知识的社会和商业价值,威尼斯人1474年就颁布了第一步专利法。但即便有专利法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探测也同样显得有利可图,尤其是17世纪之后,贸易和工业发展有利于国力增强,这成为欧洲各国的共识,进一步刺激了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情报刺探,除了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探测各类技术机密及商业信息。

知识生产和传播在近代欧洲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图书产业。专业书商和出版商尝试用丰厚奖金,鼓励甚至诱导著名作家、有名气的其他作者围绕潜在的市场需求进行创作。

 

 本文刊于“学术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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