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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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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成长:欧洲传教士的东方之旅  

2017-07-26 17:37:44|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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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东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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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夹缝中成长:欧洲传教士的东方之旅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作者:(美)柏理安

译者:毛瑞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5

 

17世纪30年代,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已进入危险的升级状态。清军不断冲击关宁防线,甚至频频突入直隶和山东等地劫掠。西北、华北、西南、华东各地盗贼四起,而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更加剧了地方的混乱。

大明王朝的这种动荡状态,却给了在华耶稣会士以额外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从17世纪20年代第一支清军部队入关,到17世纪70年代清王朝征服整个中国大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代更替期,耶稣会的传教却经历了最为稳定的一个阶段,大大扩展了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区域,转化了更多中国人入教。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取得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任,可以入宫举行弥撒,施行圣事,得到了比在明王朝时更多的便利甚至扶持。

在葡萄牙冒险家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后,天主教的传教士就紧随而来。对于欧洲殖民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传教迅速铺开,这在后来被称之为宗教侵略、文化征服。但在中国、日本,传教士面临的困难就非常多了。他们得不到殖民军队和当局的帮助,语言不通,还因为大明王朝和同期的日本军阀普遍对于域外传教来客的敌视,而陷入困境。

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效仿商人,首先来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与广东地方官方接触,开展对话。在初期,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考察中国南方的地方民俗,扮演安静的旁观者,并全力扩大和巩固社交圈。传教士很快在广东等地树立了博学多识的形象,很多情况下甚至通过传播和展示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技术,来赢得信赖。传教士还展示了当时的世界地图,指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

克服这些困难之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试图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疑虑,减少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抵制,传教士不仅尝试过穿上佛教徒的袈裟,而且更进一步换上了中国本土文人的服装。利玛窦就曾说过,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文人更可能赢得包容和信任,(扮成文人)能从文人的社会声望中受益。这种易服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准在此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还赢得了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作为支持者甚至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

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通常会选择葡萄牙窃据的澳门作为起点,但他们也很快发现,在明代中国与官民相处并赢得信任,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表现出与澳门有任何瓜葛。日本耶稣会士被驱逐事件发生后,在华传教士变得更加小心,将宗教言论变得进一步中国化,并避免皇帝将天主教与白莲教混为一谈。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

《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是一本杰出的历史作品,这本书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100多年间的传教探索,并分析了传教士为了克服文化差异而探索出的复合型文化适应策略。而通过与汉语、中国思想文化的接触,传教士群体也为之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思想、科学、语言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了丰富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这本书以葡萄牙耶稣会修士保存在澳门的丰富教史资料为一手文献,这些资料包括发生在明清两代相关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耶稣会教士内部就文化适应策略的争议,耶稣会殉难者列传,罗马教廷与耶稣会教士之间以及教士之间的通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教会组织的财产清单等,这些在以往的中文历史文献中记述较少。

清王朝君临华夏大地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统治精英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在随后的1664年,因为传教士建立的教团组织引发了朝廷猜忌,并且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秉持不同传教观念的传教士组织进入中国,招致了中国官民的共同不满,因而导致了清理行动,不在少数的中国本土信徒被处罚甚至斩首。直到1669年,南怀仁推出了比清朝官员测算更为精确的历法手册,从而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可,耶稣会传教又因此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书中提到,1667年举行的会议上,传教士确定了几点共识,特别是给妇女教徒主持圣事的授式要很严禁,需要有能力的传教士为儿童讲授教义,以及如何使过去信奉其他宗教的转化者完全放弃原宗教。这之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除云贵川等偏远省份之外的地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扩散,每年吸纳超过一万名的教徒。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主要忠诚于葡萄牙,审慎低调,但因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原属国之间的矛盾在传教士群体中也不断爆发,演化出权力之争,并最终导致传教在中国内地被彻底禁绝。书中叙述了罗马教廷使者来华,与康熙皇帝发生矛盾的事件,指出尽管耶稣会教士努力避免这种矛盾发酵为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然而当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更趋公开化,各地的地方官产生了更多警惕——当雍正皇帝发现,传教士努力结交包括皇室分支成员在内的政治势力时,禁教的剧烈冲击便不可避免的到来。

 

本文刊于“学术那些事”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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