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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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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是历史的倒退吗?  

2017-06-05 08:14:18|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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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忽必烈的挑战
豆瓣评分:7.1分(64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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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蒙古帝国是历史的倒退吗?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忽必烈的挑战》

     作者:(日)杉山正明

     译者:周俊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5

 

蒙古崛起前,亚欧大陆分布着大量的彼此联系甚少的农牧文明国家。虽然一些考古发现显示,例如我国四川等地的古文明,有着外来文明影响的痕迹,而同样在较早的时代,中国中原地区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也在继续。另外,发生在印度洋、太平洋岛屿和临海地域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几千年来也从来没有中断。但总体上,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等几个文明圈的联系并不紧密。

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初期,蒙古帝国横空出世,一扫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秩序,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并实现了大融合。当然,在主流历史学界看来,蒙古西征是相当野蛮甚至造成了历史倒退的事件,不仅破坏了多个文明国家,让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政治传统都发生了巨大倒退,带来了可憎的暴力、破坏、杀戮、抢夺、蒙昧、野蛮、粗暴、邪恶、放纵,而且还因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带来了不良的制度遗产——比如中国明代建立起的高压式的社会控制模式,以及沙皇俄国的贵族-农奴二元体制,都源自蒙古帝国还有历史学家在评述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新大陆的粗暴行径时,将之称为“又一批蒙古侵略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再版了知名历史学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所著的《忽必烈的挑战》一书。这是为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提供辩护的一本书。全书2013年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后,就曾引发争议。

这本书没有否认蒙古帝国侵略扩张期间带来的恐怖和杀戮,但杉山正明试图说明,无论是在蒙古帝国最初崛起的蒙古高原,还是中国、中亚,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东欧、中东地区,破坏性并不比其他时期的侵略者和专制统治者突出。他坚持认为,与蒙古帝国的功绩相比,其破坏性要放在其次。

 

蒙古帝国究竟有那些功绩?

首先,大范围的促进了民族迁徙、融合,奠定了近代、现代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杉山正明另一本作品《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出版)书中提到过,民族,是到了欧洲史意义的近代才逐渐完善明确的概念,在此之前,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文明,民族的融合都在不断发生。特别是游牧文明中,根本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民族血统,所有的游牧文明霸主都是在不断聚合其他部族战力和人口中得以扩充的。从匈奴时代起,匈奴、东胡、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准噶尔皆从蒙古高原选择南下及西向扩张,尤其是西向的步伐,自中亚、西伯利亚抵达欧洲、中东和北非。

其次,拥有清晰的全球化意识,热衷商业经营,是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先驱。杉山正明驳斥了中西史学界将游牧文明一概贬低为只掠夺不生产的文明破坏者角色的说法。他用历史上已知的游牧民集团活动范围、活动持久性为依据,反证只依赖劫掠的做法,不可能支撑上述行动。

《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是一个推崇重商主义和贸易,重视技术发明、创新及其应用,包容各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以能力至上的帝国;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几任大汗,一步步明确了帝国扩张的思路,而忽必烈有意识的整合蒙古帝国旗下几大汗国的力量,朝着既定目标又迈出了一大步。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的本质并不是所谓的“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草莽政权,而是以海陆贸易、重商主义为基石和武力为辅助的第一个拥有明晰全球化意识的帝国。

第三,重视技术创新,尊重科学家和工匠,是工匠精神的发挥者。杉山正明无法否认蒙古帝国征伐期间,在中亚地区的杀戮,但强调这仅仅是为了震慑反对者,而后就趋于稳定,还大力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促进了文化艺术工艺多个领域的大繁荣。因为蒙古帝国建立的钦察汗国的持续发展,俄罗斯才从一片辽阔的荒原与零星的城邦小国,转型为地区性的王国。所谓蒙古(鞑靼)的压迫一说,只是后来的俄罗斯政治家与史学家们为了强化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而作的夸大。

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方面,杉山正明也推崇蒙古帝国的创造力。《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曾提到,游牧民族拥有三大组织特征:以十进制法连接及贯通的军政组织,以面朝南边的方向划分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由持有领地及分地的“万骑”为单位组成多族集团。蒙古帝国不仅承袭发挥了这三大优势,还强化了军事纪律建设,而这是其他游牧民族所不具备。BBC纪录片资深制片人罗伯特·马歇尔撰写的《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挑动欧亚大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也指出,成吉思汗奠定了现代军事战术和现代军队的组织、纪律和勇气,认为隆美尔和巴顿这两位20世纪最有名的坦克战代言人均是成吉思汗军队的崇拜者。

第四,启用白银作为通货,使之变成欧亚大陆的国际通货。虽然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后逐渐分裂、衰落、彻底解体,但白银作为媒介的巨大经济循环没有被放弃,“大航海时代”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求金银。

第五,通过构建欧亚大陆商路,将中国、中东、北非、中亚和欧洲不同地区都卷入大市场,推动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解体。

 

多元化支撑的帝国能否长久

《忽必烈的挑战》一书显然也认为,蒙古帝国尤其是统治蒙古高原和中国的元朝,所创建的多元化、异质化的包容性政体,开创了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性的宽容政治,这是一个优势,也可以理解为功绩。

书中特地提到,在忽必烈从兄长蒙哥那里继承汗位之前,他的策士集团就包括各种族、各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精英,很好的体现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思路。而当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不得不面对其他几大汗国自立的现实,要将这些汗国重新整合到蒙古帝国之中,单靠武力讨伐或震慑是远远不够的,就需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带来的财富……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忽必烈选择将中国全境纳入手中,“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然后用掌控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来帮助帝国实现目标。杉山正明在书中特意强调,忽必烈建造的元大都及周边城市圈、相关的水利、军事、运输工程,目的都是为了让蒙古帝国的首都可以真正发挥起牵引整个帝国商业力量和政治控制力中心的作用。杉山正明认为,这样的战略目的考量下,忽必烈并没有必要延续野蛮化的杀戮。书中以多部描绘了元代中国商业繁荣的著作的记述为证,指出蒙古军队在灭金之后在讨伐南宋时,政治纪律和军队纪律已大为提高,有意保持南方中国的人口和商业繁荣;相对应的是,在明初,由于战乱和杀戮,包括北京等中国城市的人口和商业才出现了大幅度的凋敝。杉山正明认为,蒙古帝国统治者看重能吏,重视商业,确实不重视对传统士人的使用,造成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失落。

    忽必烈在击溃南宋流亡小朝廷后,开始筹建庞大的海洋舰队,而服务于通商的造船业也开始在泉州等地再度兴旺。受到忽必烈重用的穆斯林商人们,甚至创造出被称为“斡鲁脱克”的公司,出现了覆盖通商、运输、金融、征税、军需等多个领域的“综合公司”,也就是今天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常见的、以承揽政府合同为目的的寡头公司。蒙古帝国极力推动海陆商贸,国家收入也来自商业利润,为此还建立了专门服务商业的国家机构、历史性的取消了帝国境内的商品过路税。

20世纪中叶后才在全球变为普世共识的“多种族、多元化平等共存”思想,恰恰是蒙古帝国时期就已经采取的既定统治原则。帝国依赖穆斯林商人,旗下的旭烈兀汗国也已经实现了伊斯兰化,但本身的宗教性都很淡薄。杉山正明指出,蒙古帝国体现出了“近代精神”——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政权都共通为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而且,对于与自我相异的存在、文化、价值观的排他性与攻击性,并不如今日严重。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的政治与经济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恒常化”。

总结起来,蒙古帝国开创的多元化、包容性政治,确实创造了相对于其他草原征服者甚至农业国家统治者更趋包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仍然存在诸多隐患,使得其政治模型很难长期存续下去。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不高,蒙古帝国在全球史学界所获得的评价甚至还不如仅仅是变种海盗的葡萄牙帝国,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偏重军事、商业和技术,而没有形成一套统治理论或者说意识形态,以至于整个帝国越往后,就越会趋向于利益考量来运转。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价值信念,没有科学理论武装而一门心思想着打仗和做生意的政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长期维系呢?

不但如此,因为在中国等地区冷落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后者在更加繁荣的商业环境中享受着更好的物质待遇,却没有仕途上的发展可能,所以会想方设法来抹黑统治者,这就叫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知道自己以及后辈,会在明朝和清朝获得更加卑微和憋屈,还不能这样自由自在的骂人,恐怕也难免后悔。

 

《忽必烈的挑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争议?

《忽必烈的挑战》这本书在解释蒙古帝国在中国地区和亚欧其他地区霸权迅速瓦解的事实时,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答案。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是一个早产的帝国,支撑其帝国统治特别是帝国驾驭旗下各大汗国、汗国驾驭再底下的王国和地方军阀的技术手段仍显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尚不足以让蒙古帝国所占领的辽阔疆域真正形成彼此联系的全球化产业链。这种背景下,蒙古帝国中晚期在欧亚各地都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得原先可以用于维系帝国统治的秩序不可避免走向了崩塌。

不能不说,这个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因为之后建立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英帝国,有哪一个没有遇到过蒙古帝国遭遇过的难题?又有哪一个真是因为“支撑其体系的技术能力和水平都还太低了”,很快就滑向破产了?

另外,《忽必烈的挑战》这本书遭遇质疑,多少也与作者所属的“京都学派”的观点立场有关。“京都学派”的重要观点是,建立整体视角,强调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融合并赋予包括战争等交流、融合方式的正当性,也因此备受争议,被认为为日本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来的侵略行径张目。

在京都学派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有意将中国的汉、唐、元、明、清等王朝称为世界性帝国的说法,更频频强调南北朝时期、五代时期多个北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异民族背景”。之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了代表日本历史学界最高水平、以中国古代史为题材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那套书几乎每一册都将古代中国放在亚洲、世界的环境中进行考量。

京都学派历史学家会着意强调,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统一强盛的帝国(王朝),还是割据边疆的政权,都不免于对外扩张,当然也免不了受到异民族的攻击。例如汉代、唐代,中原王朝在西域、中亚的经营,以及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清代巩固新疆。问题是,现代国家的概念在近代之后所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势力兴起,甚至蒙古西征扩张到了欧洲边缘,跟近现代历史上的日本侵华完全是两回事。


本文刊于“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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