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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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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误解马基雅维利了吗?  

2017-06-14 13:37:14|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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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朝服
豆瓣评分:8.6分(14人评价)
博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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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我们都误解马基雅维利了吗?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作者:(美)菲利普·博比特

译者:杨立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74

 

这是一本重新解读毁誉交加的《君主论》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君主论》都被认为是在鼓吹独裁、权术、控制,尽管了解马基雅维利生平的人也知道,他还写过一本赞美共和的《论李维》。

是人们误解马基雅维利了吗?关于《君主论》,人们读得足够仔细。柏拉图告诫人们,传统德性有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在西塞罗的《论义务》中,再次强调了君主守信、宽宏大量和慷慨等德性。正因为此,古希腊、古罗马以至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为君主而作的鉴书都沿袭了这样的道德逻辑。而《君主论》则直言不讳的指出,没有哪个成功的君主能够(仅仅)依靠德性而维持成功。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帝非但没有在来生对实施恶行的君主给予惩罚,反倒是赞扬那些通过违背传统德性而建立起持续政权的领导人。马基雅维利说得清清楚楚,“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

《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本书出自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律师菲利普·博比特。博比特曾担任吉米·卡特到比尔·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宪法理论、国际安全与战略课程,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博比特认为,《君主论》不是鉴书,而是一部宪政专著。在他看来,《君主论》与《论李维》是不矛盾的,前者在君主和君主国之间进行了开创性的区分,而这恰恰为他推崇的宪政秩序奠定了基础。

讨论《君主论》,需要回到马基雅维利写作该书的时间。中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与后来近代以来的状况,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王权分散,还分布着一些自治城市,教皇也是政治权力的享有者。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1453年)的消息,给欧洲基督教世界林立的小国带来的是强烈震撼。在法国、西班牙先后巩固封建王权后,富裕却脆弱的意大利城市王国究竟将如何捍卫自己的安全,是当时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地区的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连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巨匠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都在竭力为意大利增强军事防卫力量发出建言。不同于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等王国,意大利城市王国的王朝血统主张权也显得十分微弱。

博比特指出,马基雅维利希望为意大利创造统一、强大、宪政的国家提供合法性,他提议建立的秩序可以让君主国与君主个人实现分离。马基雅维利曾建议,佛罗伦萨应依靠应征入伍的民兵而非雇佣兵,君主应创立能够激发臣民忠诚感的制度而不是传统的封建依附结构,借此搭建维持强大国家的法律。这些建议在后来,被俄国、法国等国采用,促使了领主式的城邦国家国王,建构起王国与民族国家的复合体,通过宪政秩序稳定国家的发展。

书中分析指出,几百年以来,学界对于马基雅维利产生了诸多误解误读。例如马基雅维利曾谈到,人们为满足欲望会做出坏行为,君主为了应对那些狡诈的、贪婪的对手必须背离惯常的德性,统治国家的君主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博比特认为,这些其实都具有神学上的呼应,并且,马基雅维利“把必要性从作为对人类行动的限制转变为一种驱动力——依照必要性选择善与恶”。打比方说,要将自己训练成一名职业扑克牌选手,就必须学习所有纸牌作弊花招,才能在别人试图骗你时识破他,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必须、总是要运用那些骗术。

马基雅维利的另一番观点,即坚持认为虚伪对于好的统治是必需的,“君主不可能以大众理想化的方式来统治,然而,为了确保获得成功维护大众的利益所必需的支持,他必须表现为他就是在那样做”,一直以来也备受诟病。博比特为马基雅维利的这番话也发表了辩护。

现代的君主国观念产生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并实现了宪政秩序的崛起。通常这被认为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产物,博比特主张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就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宪政安排。马基雅维利认识到新式的君主国、宪政秩序的优越性所在(因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也让国家延续变得更加稳定),他强调强大的军队是有效法律的重要保障,在日后被彼得一世及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实践所证实。

国家秩序当然也不能仅仅依赖军队,而是要让公民具备忠诚,能够真心认同并勇于捍卫国家。马基雅维利为此给出的解答是创建现代国家,通过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来调节和规范利益、诉求及冲突。马基雅维利相信,法律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于共同善以及抑制暴力,引导人们按照“公民模式和习惯”行为,达成让大众良善的目的。这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法律,现代国家的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其规则必须做到类同事例类同处理。毫无疑问,法治的推行会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产生并增强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依赖。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列出了法治所要求的婚姻权、私有财产权、继承权、被选举权和劳动成果享有权,这些权利日后的推行,事实上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起到了解放大众的作用。

政治秩序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实现平衡。博比特认为,马基雅维利寻求建立一种能够维持一种特定平衡,“在这种平等状态中,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强大到足以压迫其他群体”,出现群体冲突,也不至于导致那种危及国家的暴力。这种政治平衡很像是之后的美国政体带来的秩序。


本文刊于“学术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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