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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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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崛起带来的社会震荡  

2017-05-02 14:59:53|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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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物"的崛起
豆瓣评分:6.2分(10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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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物”的崛起带来的社会震荡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作者:赵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611

 

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书中曾指出,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处于凋敝状态。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个保持静止不变,依据较少的法令和官僚治理就可以长期运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此,朱元璋清洗了可能像东汉、隋唐时期那样成为门阀的高级文官和将官,在民间建立起里甲制。

但一个保持总体长期稳定的社会,没有朝着朱元璋最初希望的方向发展。明代中国的北方,在辽东、晋陕和甘肃三个方向都面临边患,为了筹措战备物资,政府默认组织效率更高的商业大家族发展(由此涌现出晋商等著名的商帮)。而在明代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江南、福建、广东等地区,海外流入的白银开始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南方地区也开始形成服务于国内及海外贸易两个市场的专门的纺织手工业等产业。中国沿海省份的居民开始自发大规模向东南亚一些地区移民,有些则成为海商甚至海盗,跟进入这些地区的欧洲殖民者展开竞争。

商业的发展,开始显露出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侵蚀作用。明代中期以后的文人阶层对于社会生活“尊崇富侈”之风感到十分不满,特别是这种作风开始解构服饰、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原有规则,使得文人阶层成为巨大的失落者。

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强在其所著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谈到,“僭礼败度”被认为是国祚倾危的表征,这种看法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就已经形成,为此明朝政府专门颁布了士农工商各阶层的日常用度、婚丧嫁娶、社会交际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让官员和文人阶层能够保持内心平衡,延续传统士人“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古意”和“本色”。

赵强在书中指出,从有限的、有节制的物质体验和享受中获得快乐,实际上只不过是官员和文人阶层“在(明初)低迷的经济形势、严酷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

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谈到,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标志着明政府中央权威衰落和控制能力弱化。这之后的历任皇帝,接受了农村经济衰落和社会经济限制规定瓦解的现实,并且,为了满足军备税收的需要,也不再采取事实举措限制江南等地区的商贸业发展。

赵强认为,明代中期以及之后的社会生活风气,突破了明代初期乃至更早之前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观念。南方多个地区建立起服务于贸易需要的手工业产业,商贸发达,使得供给充足,民众的购买力也大大提升,这种情况下,“日趋奢靡腐化的生活景象”,不仅如前所述,挑战甚至废弃了过去的规则,而且还造成生活必需品变得日益昂贵,书房禅室、乘舆画舫等非必要消费普遍化、时尚化,这些都是官员和文人阶层无法割舍,但承担起来非常困难的。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将明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指出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文人阶层更加讲求“心性”,注重观念和思辨层面。而“物”的概念经过长期演化,主要指的是服从于心境的外不存在,“观物”、“用物”都需要合乎天道或自然,要有节制和秩序。由此形成的一套生活美学,核心就在于崇尚简练,“以审美的态度来消解欲望”,特别是在赵宋两朝之后,儒学大家将“养心”与“用物”对立起来,放纵物欲、过度消费就显得极不道德,而日用之物一旦突破质朴实用的界限,就是“奇技淫巧”。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阶层将风行一时、人相竞购的日常器物或工艺品,称为“物妖”。这种抨击尤显激愤。而到了晚明,社会批评家开始承认“奢靡”的消费在扩大生产、带动就业等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和文人阶层的家庭、家族在明代中期以后也逐渐渗入商品经济,他们还是出版业繁荣的重要受益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新的生活风气对社会秩序和旧有道德伦理规范的冲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理和情绪。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深入探讨了明代中晚期的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观念蜕变,勾勒了“物力蕴藉,匠作精良”的盛大物质奇观景象,包括各式精美窑器、漆器、纸笺、布料、宣炉等时器、时玩,数量品类几乎接近于当下的消费者通过天猫和京东等电商平台所能购买到的极其丰富的商品,品质尤其精良;叙述了文人阶层的审美观念嬗变、欲望纠缠和价值观衰变,以及因此发生的政治生态与治生观念变化,最终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使得大众的传统生活观念发生了“蝉脱”。书作者概括指出,文人阶层到了晚明时期,“与物质性蔓延的整体社会生活达成妥协,形成了与‘物’的崛起相一致的新的生活观——‘受用清福’”,并因此重建“心”与“物”的平衡。

书作者在这本书中还就“物”的力量,如何促成明代中晚期文化和思想发生世俗生活化展开了叙述。中国古代史上,士农工商体系相对稳固,而器物和工匠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勃兴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变化,造成了工匠尤其是知名工匠渐趋富贵,而与器物相关的手工技艺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评价。这种情况下,工匠愿意投入时间和经济成本用以技艺的训练与提升,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工匠精神”。而在文化层面,随着文化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文人阶层尤其是那些无望官宦的中下层文人,开始不自觉的进入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创造出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

对晚明时期因商品经济勃兴而带来的社会、文化等层面的转变,长期以来存在极端化的评价——清代开始,官员和文人阶层将明王朝的衰落和消亡,甚至清代中期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与晚明的社会生活“尊崇富侈”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仍旧延续了明代之前“养心”与“用物”相对立价值理念的陈旧态度。我们不妨说,明代中晚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幅度还相对不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如英国和低地国家同期发生的商品经济刺激新型经济形态,没能促成新兴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以及公司形态、资本体系出现,没能促成更多知识分子与工匠合作致力于各门类基础知识的梳理与更新并从而带来归纳式的知识创新和科学发明。


本文发表在“界面新闻网”5月2日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289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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