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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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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十年,需要有激荡的叙事  

2017-12-22 14:39:08|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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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豆瓣评分:8.2分(1359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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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激荡十年,需要有激荡的叙事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12

 

(一)关于2008年,你还记得什么?

很多人能想到的2008年标志性事件,恐怕只有两个:北京奥运会、5·12汶川特大地震。

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是,以一场在家门口(对于北京居民而言)举办的奥运会,消解了国际顶级赛事、活动的抽象意义,并让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的确确极大的扭转了这个国家的地位,终于有能力跻身在“一线国家”的阵营之中。当然,谁也没有想到,9年后,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曲《北京欢迎你》,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氛围中被反复提及。

汶川地震,是场影响深远的灾难。这场灾难极大的改变了相当部分国人的生活态度。而举全国之力开展的灾后重建,还给了中国人一个基础设施完善水平可以与上海、深圳相提并论的成都。当然,这也等于为西部各省市树立了一个标杆:以超前规划,投入巨额资金(不管是印出来的还是贷出来),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城市面貌,是可行的。成都城南的环球中心,有着刺破天际线的巨大体量。这个城市日后还将雄心勃勃的建造规模更大的博览城——上述模式唯一的缺点,就是房价将变得不可控制。可以说,2008年成为了中国西部及中部各地城市“刷新”的一个真正起点,很多在外就学、工作的中西部省份的年轻人,每年春节回乡都会看到一个跟过去截然不同的故乡。

2008年,还有很多大事。前面已经说到了房价,其实这一年的年初,国内房价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当时的万科掌舵人王石已经公开承认房价走低极其可能,后来被歌颂为极具远见的任志强,说到底只是因为蒙对了——当时的中国,从内幕经济学家,到著名胡同串子,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会出现美国金融危机,更不会想到这场危机会牵动中国救市,以万亿级、十万亿级的资金来提振经济。这一年,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的说法,后知后觉的国人惊讶的发现,北京奥运会时的中国才被普遍认为跟一般的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到了年底,影响力这就超过了美国?

2008年,新版《劳动合同法》施行。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工缺乏法律保护、《劳动法》形同虚设的状况被改变。对此,经济学家们认为由此将葬送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这一判断在今天看来是不成立的。履行劳工保护责任是融入全球化体系的重要标准,如果中国继续延缓这方面责任的履行,相关社会和经济成本很可能会以数额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方式体现,买单者同样是中国企业。而且,当90后、95后劳动者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后,很难想象更具权利保护意识、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熟悉社交网络环境的年轻人会像父辈那样,继续忍受糟糕的劳动环境和畸低的薪酬待遇。

这一年,上演了所谓的制造业企业“破产潮”。这一年的年初,寒潮侵袭岭南,在广州造成数十万人滞留。这一年,为了刺激消费,推出了“家电下乡”。这一年,新晋的财富男神黄光裕因涉嫌股票内幕交易和行贿,遭到拘捕。这一年,中国奶制品行业爆出惊天丑闻,三聚氰胺事件摧毁了中国民众对于国产奶粉的信心,迄今也没有完全恢复。

 

(二)过去十年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国内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推出新著《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以2008年为起点,梳理回顾了最近十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各行业代表性企业的发展概况。书中有关2008年的回顾,提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主要事件,却也停留在概括了之,然后不紧不慢的切换到下一个事件。

这本书将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概括为:制度创新、容忍非均衡(允许非均衡发展,甚至容忍“灰度治理”)、规模效益、技术破壁四项。

当然,这样的概括,对于中国社会变化、经济变革的源动力很可能也是不准确的。即便只以这本书所谈到的十年为界,也足以清晰的表明,吴晓波所说的四项动力,所造就的发展,不但创造了发展的成绩,也深刻的造成了问题,而且这样一些新问题的形成,在日后需要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耗损更多的社会信任。反推回去,那些曾被认定的成绩和发展过程,本身就需要检讨:

——制度创新,再加上“宽容失败”,很容易造成创新冲动,即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备受推崇的公共服务外包,到了小布什任期内就暴露出加剧社会不公的巨大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当初主导改革的克林顿和戈尔,以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分享改革家的荣耀。

——容忍非均衡,很多情况下会让权宜之计变成并不具有公平性的固定做法,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城市已经变得无法摆脱对“卖地财政”的依赖,并无半点意愿去抑制高企的房价。

——规模效益,但更多时候会成为“规模诅咒”,事实上,近年来迅速成为庙堂主调的“工匠精神”,就是因为过去以来过多的强调了规模效益,以至于获得的结果是“规模不效益”,质量不高,也没有太强的竞争力,还容易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

 

(三)该怎么反思,该怎么叙事

以上三点,恰恰容易造成对技术创新的抑制。制度创新,需要设计。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启动改革,这容易形成共识,但怎样解决,怎么尽可能避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就需要仔细加以考量。如果随随便便推出一个制度,就可以避免去打磨技能、去培养新技术所需的人才,这样的制度创新自然是“省事”的,但从长远来看却葬送了技术升级的可能。

容忍非均衡,不但可以体现为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外资投资的容忍,也能表现为拒绝履行劳工保障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的容忍。2008年围绕《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争议,充分暴露出中国经济学界的法律观念的淡薄、伦理意识的空白,这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学领域是不可能想象的。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一些突破当时法律的探索,发挥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突破禁区和边界,就是值得倡导的经营观念。事实上,如果可以随便犯规,企业也就不存在必要的动力和压力去投资技术创新。

流水线是20世纪工业经济时代的代名词。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创造了规模效益的奇迹。但规模效益这一名词,最近十多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也不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但走出规模效益的迷思,并不容易。近年来兴起的平台经济,继续延续了企业界和经济学界的规模效益崇拜,而在公共管理部门的决策者视野中,更大规模的公有企业似乎更能体现战略部署的意图和行动效率。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延续了吴晓波以往著作(如《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的叙述风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叙事方式——从威廉·曼彻斯特的底色,加入许知远式的抒情,可谓“情怀型编年叙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叙事方式因为密集而平铺大量的事件、人物、论题焦点,很容易从一开篇就造就读者的思考疲劳。


本文刊于“学术那些事儿”

激荡十年,需要有激荡的叙事 - 一川的行走 - 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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