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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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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膜拜到歧视:变化中的亚洲印象  

2017-01-04 11:34:33|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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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亚洲的去魔化
豆瓣评分:7.7分(30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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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膜拜到歧视:变化中的亚洲印象

                               /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作者:(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译者:刘兴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1

 

亚洲的去魔化,指的是亚洲在欧洲人的认识中被剥离了魔力,剥除了神秘。即以印度而言,这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明古国,也是曾经传说遍地黄金,外加丰富香料的国家。探访传说中的印度,驱使欧洲人冒险远航,结果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又拿中国来说,欧洲人长期无法将中国跟中国北方、蒙古高原的草原部族区分开来,因而造就了一种神秘化、复杂化甚至抱有恐惧的印象。但这些印象都将在大航海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期被陆续打破。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欧洲的殖民霸权。欧洲人从美洲获得贵重金属,然后凭借航海工具绕过陆路霸主奥斯曼帝国,抵达亚洲的腹地印度,甚至更远的东南亚、东亚,寻求贸易机会。随之而来的还有来自欧洲的学者。启蒙运动让欧洲人走出了长久以来的蒙昧,赋予其科学理性的意识和方法。欧洲学者伴随着传教士、冒险家、殖民者、商人、士兵的步伐,来到亚洲。

欧洲著名历史学家、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所著的《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一书,叙述了大约1680-1830年的150年间,欧洲人通过深入探访完成对亚洲再认识的过程。

因为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乃至历史上的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1830年前的欧洲人会将好战定性为亚洲的重要特性。欧洲知识阶层承认,亚洲是亚非拉三个大洲之中,气候最适宜且最为富饶的地区,是宗教、艺术、法律、城市生活及民主国家政体的起源地。欧洲人通过耐心寻求和证明,所获得的骄傲就在于此,亚洲如此特殊的一个大洲衰落,而领导世界的使命转移到了欧洲,这很难不让之生发天选天命的念头。

如果说1680年前,欧洲人对于亚洲有着总体的敬畏,有强烈的意愿希望从亚洲获得贸易收益并进行知识学习的话,那么在1830年这个时间点之后,不仅敬畏情绪荡然无存,欧洲人反过来将亚洲看成是已经彻底落后于时代的失败者,而且欧洲人生发了一种欧洲中心论、欧洲优生论、种族主义化的观念,这种观念甚至被不断强化,以至于时至今日,在欧洲经济不断被日本、韩国、中国超越的背景下,欧洲大陆上的人们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18世纪对亚洲的再认识,尽管掺入了大量的偏见,但其本身仍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也谈到,欧洲人为此形成并完善了东方研究学科、民族学、人种学研究。17-19世纪的欧洲人在亚洲,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展开的猎奇式探险,积累了丰富的民俗志资料,当时的学者的文明、文化多样性观念相当淡薄,其资料积累却成为日后亚非拉许多国家重新构建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参照。

《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书中首先谈到,亚洲与欧洲的间隔本来并不明晰,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都是跨大洲帝国。有趣的是,奥斯曼帝国的主体即今天的土耳其,以及其直属的中东、北非诸省,被排除在“欧洲”的概念之外,反倒是其统御之下的巴尔干,却被欧洲人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

约在17-18世纪来到亚洲一些内陆地区的欧洲人发现,欧洲商品已经深入到亚洲的很多偏远之处,包括波斯王国、中国西藏、不丹。工业体系下的商品的扩散,不仅证明贸易的强劲,而且还直观的反映出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就此展开的原因分析,即便最初是冷静、客观而理性的,也很难避免涉入主观观念的左右。欧洲相对亚洲的特性是什么,最根本特性是什么,当时的欧洲人给出的答案是“理性”,毫无疑问,这也是所谓开化的代名词。

18世纪欧洲探险家、学者和商人的笔下,亚洲人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转变过程,最初是质朴、可爱的,再往后就成了蒙昧与可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书中写道,尽管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藏族人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亚洲其他一些边远地区也有通过极其有限的信息渠道获取重要信息并得出令人惊叹的推断的人士,但更多的欧洲旅行家的描述中,亚洲人身上牢牢的盖上了如同美洲原始部族一般未曾开化的标签。

相对来说,18世纪的中国、日本、朝鲜统治秩序仍旧井然有序,欧洲人进入面临诸多限制,这也妨碍了他们完善认识,当然当19世纪列强的船舰大炮强迫上述东亚国家开放国门后,欧洲学者和商人就快速的带着已经强化的偏见开始了探访勘测之旅。而在18世纪乃至更早之前,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已经出现大面积衰退,衰弱的王朝或部族不得不允许欧洲人随意进出。欧洲学者因而写成了大量的考察日志,这也加速了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化。

《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书中通过大量的文献记载,梳理出18世纪之中,欧洲旅行家在亚洲各地的考察状况,包括旅行家团队和个人遭遇的疫病、社会动荡或战乱威胁、语言障碍;旅行家日志从最初的错漏百出的民俗志记录,到越往后记录分类越为精确、描述越为完整而可以作为商业和军事情报的高质量文献;旅行家团队和个人通常采用的考察方法;旅行家日志通过当时欧洲的报纸和图书出版物,向欧洲大众尤其是政治和学术群体扩散亚洲知识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欧洲人再造了历史记忆和现实记忆,即包括对于来自亚洲的国家、草原部族的认识,形成了对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各地民族、文化、体制、军事、资源等情况的情报经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统治方式以及力量弱点形成了判断。举例来说,17世纪、18世纪上半期,欧洲人依然热衷将中国描绘成政治和文化上的完美国家,但到了18世纪晚期,欧洲学术界已经很清楚中国的皇权政治和文官政治的缺陷。同样,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法国人清楚的把握了奥斯曼帝国的虚弱性,这样的认识和观念绝不仅仅只是种族歧视的体现。而英国人在殖民统治印度的几个世纪(前期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托统治,后期转为英国直接殖民统治)里,仅仅投入了非常有限的控制力量,却能长期驾驭一个数亿人口的次大陆,这也有赖于“去魔化”阶段的深入探查所积累的档案信息。

 

本文发表在《广州日报》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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