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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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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国家走向革命  

2016-08-15 21:14:52|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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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
豆瓣评分:7.9分(41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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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重塑国家走向革命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作者:(美)沙培德

译者:高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7

 

19世纪末,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现自己的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史学家所谓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美梦一说,其实并不确切。任何强大的王朝或帝国、王国,都曾遭遇过败仗。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几年后,不但清政府的中枢和地方官员依然沿用过去的排斥外国、抵触对外交往的政策路线,而且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众的态度与官员也基本一致。即便遭遇了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严重冲击,但清政府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内依然可以强有力的维系对于全国的控制,况且,通过洋务运动,让官员和知识分子都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

甲午战争的惨败,才让人们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洋务运动几十年,非但学生跟老师的差距没有缩小,而且还败于过去根本瞧不上眼的小国。这场战争等于宣示了清政府在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脆弱性,进一步刺激了欧美列强的控制野心,清政府内政外交的自主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在当时,日本与俄国对于中国都有领土野心,且这种野心不会自行消褪。

在经济上,中国过去的传统出口主打产品,包括茶叶、丝绸、陶瓷等品类,在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体系之中几乎都出现了替代的生产体系,这造成了中国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大范围青壮劳动力失业。而外国工业制品却源源不断的向中国倾销,外国工商企业还积极进军中国市场,形成了对于孱弱的中国民族工业的赶尽杀绝之势。中国的铁路、矿山等重大项目,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也悉数操控于列强之手,再加上关税等税种的管理权掌握于列强,当时的中国已基本不存在经济安全。

19世纪末,外国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农村,外国教会、传教士使得中国信教人口大幅上升。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让许多地方的传统法律秩序、社会体系接近解体。

这时(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精英,接触到了流行于欧美的达尔文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理论。在知识精英看来,如果继续积贫积弱,将无法继续苟延残喘,很可能亡国灭种。内忧外患之下,保全国家、民族的意识空前高涨。但救亡图存不仅具有显然的艰巨性,而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确立怎样的行动目标,在当时也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外来理论多是经由日本传递给中国的知识精英,这其中存在的转译和理解偏差,以及对于某项理论的检视和思考不足,将对于中国救国者应用上述理论构成极大阻碍。

美国著名汉学家、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权威沙培德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回顾了甲午战争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几代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并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努力过程。这是一部以叙述史学为基干,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视野与方法,再现了中国近代54年转型期的艰难奋斗历程。

 

革命为什么那么难?

全书第一部分叙述了1895-1919年近代中国陷入巨大危机,以及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下,知识精英通过改良、革命开启的救亡实践。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之中,书作者用了整整三章的内容(第五章至第七章)介绍了这期间中国乡村社会解体、城市化起步及因此形成新兴社会力量、文化运动三个重要问题。

中国明清时期,全国的行政与商业联系基本形成,但总体来说还不存在往来频繁的商品经济,人员流动也受制于管制体系。到了19世纪末,由于被更深的卷入全球市场体系,中国农村经济接近破产,文化与技术力量扩散不足使得中国农村与农业尚不能如美国等国家那样实现市场导向的专业化(这一进程迄今仍在进行之中)。受此影响,农村人口开始外流,而弱化的政府控制造成了匪患的加剧,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又进一步的推高了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风险成本。

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过去扮演着皇权国家与农村中介连接作用的士绅阶层被普遍削弱,这一阶层的子弟多走出了乡村,通过进步教育而实现觉醒,成为了改革派(保皇派)和革命派以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力量。士绅阶层从体面的代言人,沦为之后军阀混战时期、日据时期尴尬角色,直至后来接近于妖魔化的“恶霸”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期间中国乡村受到的剧烈震荡。

这期间,在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指东部沿海各省的省会以及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贸易城市,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吸纳农村流入人口),贸易、金融、实业也都有了很快发展,城市形态及管理方式开始与欧美日等国并轨。尽管如此,要看到,当时的中国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十分薄弱,所谓的资产阶级更是脆弱的存在——他们曾借助一战的爆发,夺回了中国市场上一些技术含量较低产业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又很快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城市中的工人阶层,在这期间发展壮大,逐渐成长觉醒,且拥有两大同盟军:学生和妇女。

书作者分析指出,这期间,“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断裂都在日益扩大”,大学学生能够学习英文、日文,而农村中的同龄人仍束缚于传统的习俗、宗族势力及衰败的耕作生活之中;城市女性如同欧美女性那样掀起了女权运动,但农村女性仍是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前景:只有革命者意识到改变农村、促使农民觉醒并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才可能拥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并且,由于城市中的革命力量过于薄弱,依托城市而进行的中国革命或改革,将要比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变革更为艰难。

全书第一部分中的其他内容,则是对于1895-1919年的政治进程的叙述。康有为为代表的儒家激进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应运而生,这是具有诱惑力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因为贴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传统,更有助于赢得清政府的支持。书作者指出,儒家激进主义因为过激操作而丧失了成功的可能,但其意义依然重大:“起了对清朝去正当化的作用”,让革命派的行动显得理所应当。辛亥革命成为了内核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断绝了君主制复辟的可能,而借助对辛亥革命的检讨,则成为此后一连串革命的驱动力。

 

再造中国,升级革命

书中第一部分其实已经提到了近代历史上,知识精英借助民族主义再造国家的努力。康有为希望保全清朝,但他创造出所谓的孔子纪年,启发了革命派创造的黄帝纪年,这极大的凸显了帝国(王朝)与国家的不同。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民族国家”概念传入中国,知识精英毫不犹豫的予以接受。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将民族国家概念,与清代初期王夫之等人阐发的民族主义予以糅合,加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要素,塑造出一个新的国家概念。当然,梁启超也强调,一个现代国家,不仅要有清晰的民族感,而且还需要有符合公民要求的“新民”,确立人民主权和自由民主制度。

全书第二部分(1919-1937)转向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大革命风暴的掀起与低潮。五四运动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概念扩散的重要节点。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巴黎和会证实了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强权主导,那些坚信或者说迷信大国正义、国际主义的观点瞬时坍塌。当时的中国民众,具体来说是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包括学生、妇女、工人及商人都意识到,如果不能建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就无以保护国家主权以及具体到每个公民的权益甚至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之后,活跃于在当时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阶层,与知识精英都开始致力于国家认同(尽管出发点和理由可能完全不同)。比如,晏阳初引入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试图实践社会建设,通过改变乡村和农民面貌来自强,从而建构强大国家的坚实基础。而政治立场偏向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以及在科学与玄学辩论中各执一词的两派,也都以如何让国家走出危机为使命。“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中国整合入更大的世界之中,而中国人则面对着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疑问”,梁启超创造了新史学,而旧派士人也把传统的历史文化在其话语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些都将成为中国人民族认同感的基础。

书作者在书中详细剖析了孙中山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1920-1937年间为提高政党革命、执政能力,继而增强国家发展水平的种种努力,指出妥协与软弱(回避关键矛盾)是导致这些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后经过艰难探索,将活动的重心转向农村,致力于解决乡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实践,书作者给予了很高评价。

全书第三部分主要叙述1937-1949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重在发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以及其代表的发展道路丧失人心的根源。书作者指出,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一度在迎战日本侵略军中损失殆尽,而此后的时间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坚强抗击日军,可谓功勋卓著。但重要的问题是,蒋介石始终未能祛除国民党军队的军阀特性,也不能彻底改变国民党在利益上脱离农民及城市主要社会阶层的现状,从而战事拖得越久,就会加速流失人民对其的支持。

书作者盛赞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团队及其领导下能够与中国民众广泛结合的人民军队。在书中,书作者还特意赞扬了抗战期间解放区普遍实现的经济自给、严明管理与群众动员政策路线,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认为这些政策路线的较好执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全国的执政地位奠定了经济和民心上的基础,从而让持续了几十年的民族革命终于迈入了成功序列。



本文刊于“经略网刊”公号

http://www.jingluecn.com/spdp/1/2016-08-09/13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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