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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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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如何改变大学?   

2016-04-22 10:22:06|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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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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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化如何改变大学?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作者:(美)罗杰·盖格

译者:郭建如、马林霞 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3

 

以美国大学为蓝本的高等教育模式,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发生了多次演变。在美国,20世纪70-80年代及之后,无分公立还是私立,大学被强有力的推向了市场,私人捐助代替政府拨款成为了主要的成本来源。

大学一定程度上就像是过去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个私有化的进程,虽然大学不必如企业那样紧密的考核投入产出比,但大学的办学功能开始紧密的服务于社会的需求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需要,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20世纪末期上演的互联网革命及近年来出现的创客运动,都是大学功能发生转向的直接结果。这样的转向,惠及几乎所有人。

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包括学习、学术能力优越的尖子生,以及社会资源较多、富裕家庭出身的捐助生),大学需要像企业那样,进行营销宣传,制定差异化的学费政策,优秀学生得到补贴,而捐助生则可以通过家庭的慷慨资助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大学甚至还按照消费理论重组教学及学生管理的全流程,确保学生成为满意的消费者。

在美国,财政革命(拨款来源的变化)拉开了大学之间竞争水平的差距。知名大学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繁荣,可以以高薪聘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明星学者,也更可能通过资助本校学者、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获得丰厚回报。而在许多私立院校和州立大学,拨款的减少降低了其社会地位。

上述变化也促成了另一项显著改变:高学费或高资助的学费、在校消费,使得美国在校大学生中的社会分层,相比过去(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急剧拉大。按照《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的观点,这意味着社会阶层会变得而更趋固化,那些出身于一般市民家庭而又非绝顶聪明、可以从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中脱颖而出的孩子,毕生将与成功无缘。

美国大学史研究权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罗杰·盖格在所著的《大学与市场的悖论》一书中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剧烈演变,解析了市场力量如何进入大学,如何为大学提供更好的财政支撑、为大学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帮助,也剖析了市场力量削弱了大学的既有功能,加剧了不平等,使得过去服务大众的准公共产品角色很难有效发挥。书作者还认为,大学在现代和当代社会中起到的知识创造、科技创新策源作用,在市场化背景下也受到了影响。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引发了热烈讨论。这对于教育研究人员、教育主管部门、关心教育问题的社会组织和公众,理解大学的市场化改革的两面性,寻求最大限度保留大学引领知识创新、维护社会平等(不同阶层学生入学机会)功能又能兼顾教育效率的提升的可行之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财政革命改变大学定位

传统的欧洲大学,是由国家(或王室)在财政上给予充裕支持,资助者没有考核压力,也不要求大学围绕实用学科、社会需求的命题开展研究。二战前,美国的大学主要由私人赞助者提供捐助,但彼时,赞助者也遵循着不干预原则。总的来说,旧式大学是一个跟社会存在刻意距离,推行精英式教育的“象牙塔”。这样的大学,创造知识以及履行教化社会的功能,都是间接式、长期性体现的。

大学与社会的更近距离接触,其实就出现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委托多所名校的科研力量研发尖端武器,这些研究机构不仅贡献了原子弹等发明,而且还在战后推出了计算机,打开了人工智能研究的窗口。这使得在战后,美国政府对高校拨款一度大幅增加,美国的大学成为“大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其作用发挥变得更加直观。

20世纪50-60年代,这是美国高等教育获得政府慷慨拨款的黄金时代。但随后的经济滞胀,意味着之前的投入方式整体上无法维系。医学、牙医、法学、商学等学科,即罗杰·盖格所称的“专业学院市场”,是最先、最可能走向市场化的,拥抱市场化也会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已经从过去没有考核要求、松散管理、以教授治校为特征的大学,转向了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大学的办学者的主要职责,也从过去的引领学术清谈,转向为学校争取学生、教师、研究经费等方面资源,适应这些方面的市场竞争。

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国大学的有限资产,迫使办学者不得不沿用企业做法,聘请专业的咨询顾问,配置计算机程序,采用绩效考核来评估开设的专业、课程。在之后的私有化进程中,捐助者对大学办学趋向于理性化、科学化、工具化施加了更大压力。

 

市场化对大学的影响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全书主要内容,分别为对当代美国大学活动的四个领域,包括财政、本科教育、研究、大学与产业的联系的考察。

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试图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但前提是大学的成本和价格要像其他接受政府拨款的公共服务那样,经过全面审核。这个前提的履行,非常困难。大学的办学成本比起企业的生产成本,带有更强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大学的学费大幅增长,多收的钱究竟去了哪里,能产生什么效益,这要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确切说明,非常困难。很显然,公立大学要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拨款,面临着很大障碍。与之同时,美国的一些州也改变了拨款方式,将过去投放给州立大学的部分拨款,直接发放给学生,美其名曰让学生以脚投票——这意味着,上大学跟商品消费没有了区别。

而在私立大学,大幅上涨学费的同时,向尖子生发放额度越来越可观的资助,这成为了缓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压力”的有效举措。

罗杰·盖格认为,那些批评大学经费使用低效率的声音,并没有意识到大学以知识为中心的本质,大学所开展的前沿研究,总体成本低廉,管理成本也低于企业自行组建或政府组建的实验室,仅此一项,大学为社会创造的效益就超过了它所获得的政府拨款。但在市场化的话语体系中,前沿研究的效益却很难给出一个量化评估。他对通货膨胀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公立大学拨款的事实性减少,感到很难理解。

美国的大学,包括公立及私立名校,20世纪80年代都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了量化排名。这又是市场化导向带来的变化,主要针对的是大学本科生教育的质量、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量化评估,学生、毕业生扮演着消费者角色。大学选拔竞赛,为的是争取“客户”满意,学术研究、课堂教学、考试的压力系数相比过去都大幅降低。正如近些年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的,本科生教育的市场化、商品化,大幅降低了教育质量。

经由市场化,大学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更多经费的输入,可谓“不差钱”,但这一切需要以有效支撑产业项目为前提。通识教育在这种前提下被严重削弱,“大学具有推进并传播系统性知识的使命”,也必须纳入实用评估。某种意义上,受到硅谷、华尔街欢迎的大学,才是好大学,而专利许可数量也成为评估大学水平的关键指标,大学本身成为了需要快速创造经济价值并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商业机构。

 

 

本文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422

http://szjy.sznews.com/html/2016-04/22/content_3509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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