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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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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错误”的行为,反思和发展经济学  

2016-04-18 11:51:42|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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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错误”的行为
豆瓣评分:8.5分(134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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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从“错误”的行为,反思和发展经济学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错误”的行为》

   作者:(美)理查德·泰勒

   译者:王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3

 

    每年的8月,特别是月底临近球员转会截止时间的时候,欧洲各大足球联赛的许多俱乐部都会匆忙完成球员转会交易。一些球员名气很大,以往的比赛成绩和表现也很好,因而被俱乐部、球迷寄予厚望。还有的球员年龄虽小,但在低级别联赛或青年联赛中的表现堪称惊艳,所以经常会被描述为“下一个XX”(XX在这里指的是传奇性球星,比如罗纳尔多、马拉多纳、贝利,以及当下的梅西、C罗)。

    有趣的是,等到每年的10月、11月、12月,人们就会发现,之前花费了大额转会费的很多球员,似乎对不住自己的身价,有的是风格与新加入的球队、联赛格格不入,无法发挥能力,还有的是球迷们常说的“水货”,即此前的一两年里在原先的球队有着超能力发挥,纯粹是偶然因素,转会完成后却原形毕露。

    每年的转会期内,欧洲各大联赛,以及近年来的中超联赛,都有着频繁的球员转会记录。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转会少之又少,一些俱乐部、主教练慧眼识才成为美谈,例如曾长期执教曼彻斯特联俱乐部的弗格森爵士一手发掘了本队青训人才贝克汉姆等人,还挖来了C罗将之培养为顶级球星,但即便是弗格森本人,转会记录中更多的也是失败记录,买来的“废柴”远比有用球员多。还有的足球俱乐部,因为投资者、经营管理层热衷引进大牌球星,不惜斥巨资创下新的转会费记录,事后却被证明,其操作的高额转会是失败的买卖。

    如果用行为经济学有关决策的研究发现,不难解释为什么球员转会的失败案例会多于成功例子。第一,过度自信。包括弗格森,以及穆里尼奥、弗伦蒂诺(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以热衷引进知名球星著称)在内,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主教练往往过于自信自己在辨别球员实力、成长前景等方面的能力。

    第二,过度极端的预测。球探高估球员成长前景,这具有普遍性,但也有一些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比如阿森纳俱乐部主教练温格就经常引进据说有可能成长为巨星的年轻球员,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事与愿违。

    第三,赢家的诅咒。当很多人为某个标的物展开竞争时,赢家的估价和出价都最高,以至于出价远远超过了实际价值。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国际米兰俱乐部、切尔西俱乐部等不同时期的“土豪”俱乐部,经常会为热门球员标出离谱的天价。

    第四,错误共识效应。人们倾向于认为其他人与自己有同样的偏好,据此为了抢先,会额外承担溢价或其他代价来争取机会。

    第五,现时偏见。球员转会失败,除了个人能力欠佳、风格融合等因素,往往还与俱乐部、主教练、队友、球迷不切实际的期待有关。特别是那些成名球星,人们往往希望其来到一个球队后,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实际上,能够像梅西那样,一力改变球队命运的球星,在一个时代往往只有寥寥几人,其他球员或许能力很强,但也承载不起过高的期许。

    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行为经济学在20世纪曾长期扮演经济学体系中的异端角色。传统经济学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这也是市场有效的基准前提。行为经济学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揭示出了传统经济学教条的缺陷,市场主体(人或企业)很难做到教条式、高度精确化的理性,证明有限理性、厌恶损失、有限意志力、注重公平才是真实的人性。市场缺陷、市场恐慌很多情况下难以避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公共政策领域,以及经济学界掀起了深入讨论,被认为是放松管制导致金融风险爆发的“罪魁祸首”、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曾坦言自己过去迷信经济学教条,转而接受了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承认人性倾向使得风险、不确定性更为复杂化,指出市场自身存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番转变之后,美国以及欧洲不少国家开始将行为经济学更为完整的引入公共政策,以优化此前主要由传统经济学影响而存在较明显偏差的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和行为科学教授、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理查德·泰勒,长期深入研究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是这两大学科许多重要研究发现的首创者或共同提出者。理查德·泰勒所著的《“错误”的行为》一书,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本书贯穿了理查德·泰勒的职业生涯,围绕着行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以及在应用中的校验,展开叙述,向读者铺陈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魅力所在。

    很可能出于某种机缘巧合,理查德·泰勒进入经济学界之时,恰好是行为经济学起步发轫的阶段。当时,主流经济学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公共政策以及国际政策,某种意义上,已经垄断了学界影响政策的主要通道。但在1970年代时,很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存在缺陷,人的选择很难做到最优化,会受到重重偏见的影响;但根据经济学理论设计的行为模型,却成为公共政策、金融、贸易等多领域的决策前提,这引发了大量的问题。理查德·泰勒从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发现了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所谓非理性行为,探索出了禀赋效应。他读到了两位学界前辈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作品,了解到“后见之明的偏见”,这为他打开了行为经济学的大门。

    人们会追逐损失风险,而厌恶收益风险,这反映出,损失造成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这实际上表明,基于量化模型的激励以及惩戒,实际作用往往会背离设计者的预期(容易造成受惩罚者的倦怠,并因为激励不足而降低组织凝聚力)。理查德·泰勒接下来,转入到对交易效用的研究,他的工作有力的提高了消费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的普遍水平。

    人们为什么会冒着暴风雪或者炎炎烈日抑或大雨,去看一场根本不想看的比赛?为什么一个球队高价买来的球员,已经被证明不具有上场比赛的能力,却还是会被派上场?如果生活和工作中,人们作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就应当将沉没成本视为无关因素,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行为经济学揭示指出,在任的思考框架之中,买了门票、球员却不使用,叫做损失,而如果使用,就不会带来损失感。有关沉没成本的研究,让理查德·泰勒对人的决策和行为特征的认识得以加深。

    行为经济学必然涉及到人的自我控制,比如延迟消费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也显得非常重要。数学尤其是越来越复杂的数学方法、公式和模型被引入其中,意在更为精确的预估人的行为。理查德·泰勒在书中回顾对自我控制问题的研究时,谈到了理性自我(计划者)和感性自我(行动者)的同时存在,自我控制会受到多方面诱因的影响,很难形成一个确切的结论。

    《“错误”的行为》书中在谈到行为经济学一个重要论点“注重公平”时,就打车软件优步在高峰期设置的动态加价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有关公平,行为经济学还涌现出最后通牒实验、独裁者博弈、禀赋效应实验等著名实验,深化了人们对于人的认知行为特点的理解。

《“错误”的行为》一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理查德·泰勒本人1980年代之后不同时期埋首于行为经济学研究,以及设法将行为经济学观点应用于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其他领域公共政策的情况。通过理查德·泰勒的讲述,读者不仅可以掌握行为经济学发展完善的历程,更为清晰的了解这门新兴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将更好的理解随着行为经济学应用的扩散,商业领域及公共政策发生的重大转变。

 

 

 

本文发表在“界面新闻网”419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13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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