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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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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人生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2016-03-18 08:46:23|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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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教育的终结
豆瓣评分:7.4分(10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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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叩问人生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作者:(美)安东尼·克龙曼

译者:诸惠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0

 叩问人生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 一川的行走 - 郑渝川的网易博客

 

    教育究竟可以带给学生什么,应该为青年创造什么?教育体系之中,大学的终极功能又是什么?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龙曼所著的《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书出版后,曾在美国国内特别是教育界、政界引发强烈震动。

    美国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称赞这本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代大学面临的价值功能缺失问题(忽略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又放弃了其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帮助学生追寻生命的意义),并揭示了这背后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原因,给出了重建大学核心价值功能的建议。

 

    叩问人生意义,并不无聊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本真、本源性问题,而今很多人避而不谈。在当代传媒、社交网络营造的文化氛围中,谈论人生意义有点不着调儿甚至接近于可笑,历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及其建构的宏大理论,也被认为是可有可无。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拥有一个更好的假期,找到更好的另一半。

    固然,完全不清楚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或者有一个很模糊的答案:活下去),仅仅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这似乎也不影响接下来的几天、几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生活。还有人意识到,讨论生或者死,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考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会活着很久,却只需要死一次,并且,生生死死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受自己主观意志的决定。

    真是这样吗?安东尼·克龙曼指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问题,绝大部分蕴涵在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处理的许多未被注意到的更小的问题的背景之中。如果我们明确“生而为何”,最小的决定也会遵循恪守的价值,在应对一些两难性问题、利益冲突或利益伦理冲突情况时,也将作出符合本心的选择,不至于沉浸在懊悔、内疚和不满足之中。

    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很多时候包含最基本的欲望。人不能不为欲望而活,但不能仅仅为了欲望特别是立即实现的物欲。懂得你的生活目的和目标,包括欲望在内,人将可以实现一种令人期待的前瞻式生活,这更可能让人在利益等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权衡选择。而当我们老了,回顾就将变得很愉快,即便我们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付出过很多代价,但我们始终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追寻我们期待的价值,仍会淡然待之,纵然风雨。

    安东尼·克龙曼还指出,人在一生中事实上是无法避免道德选择,这背后的道德责任往往会引发人与人之间及人内心之中的道德冲突。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够遵循某方面的道德价值,就将摆脱行为上的随意化。

 

    从推崇到放弃,人生意义命题在教育中的命运

    20064月的统计显示,美国拥有六千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别包括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州立学院、社区学院(后三类学院都是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的普通高校和职业培训学校),还有远程教育机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系、教材、教学方式,被认为是最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而在美国的大学,博雅教育被有意识地界定为非职业性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些都成为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教育改革的参照对象。

    安东尼·克龙曼意识到,尽管博雅教育在今天已经变得相当热门,却并不提供对人类生存发展命运、人的生活价值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博雅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类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经过数学思维和经济学工具改造的人文学科。上述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场所,从课堂被转移到了只有极少数师生感兴趣的读书会等小型活动现场。

   《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书回归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教育史。在欧美,学院最初都是宗教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高等教育会将人生意义这样的宏大命题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之后因为全球各地普遍推行的政教分离、学教分离,世俗人文主义改变了高等教育体系,但即便是17世纪诞生的哈佛学院,还是英国老牌名校剑桥和牛津启动的教育计划修订,都仍然注重人文命题——迟至19世纪末,这些名校依旧延续着肇始于古希腊、古罗马(在古代中国等其他古代文明也同样存在)的教育方式,即大量阅读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西塞罗等古代哲人的名作,进行高度结构化的讨论。当时的高校也几乎没有专业、学科之分,只有通晓古代多门学科的智者才可能获得教职。

    改变这一切的,来自于德国式的新型大学。德国式大学强调,大学的核心功能是研究,从而高水平的产出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知识。这是科学理念、工业思维转移到教育领域的体现。为了提高研究的产出效益,自然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专业、学科分工,发行更多的专业刊物,建立更为规范的教职评定标准。

    德国式大学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一个国家富国强兵,相比之下,源自古典时代的学院及其课程体系,不仅显得老旧,而且根本无用。20世纪初,美国学者推动了一连串的新的社会科学学科诞生,包括传播学、社会学、行政学、广告学等。这些学科引入了千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观察和分析的主题,内里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工具。

    社会科学有别于人文科学的更显著特征是,以社会而不是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要求以非个人的(摒弃个人主观判断和经验式描述,重视测量),追求研究的精确性和客观性。《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书中写道,德国式大学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构建了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家园。无论是哪门学科、哪个专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有高度专业的协调机制,从而提高专家之间的配合效率。

    社会科学是科学,人文学科却因为人类的生命、生存、生活不可避免带有的主观性而陷入困境。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其他人文学科,都做不到不偏不倚的研究人类的价值世界。人文学科的没落因而不可避免。安东尼·克龙曼不无惋惜的感叹指出,“今天,人文学科教师几乎没人认为他们有能力或有义务向他们的学生提供关于人生意义的教育”。

  

    重建人生意义命题

    科学的权威性始于技术。我们今天的生活空前受到技术的制约以及驱动。移动互联时代,技术甚至渗透到了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片段,睡眠之时也有传感器在“关心”(监控)着人。技术作为工具,已经让人的能力呈现出指数般增长,可以在方方面面超越极限。

    而社会科学则让人以空前的精确性和全面性认识我们居住在其中的社会世界。尽管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经常出现权威定律的认识偏差。

    人文学科、文化,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生意义”命题,则缺乏上述权威性。但人们需要意识到,人文学科可以满足人生活在一个因为科学快速发展带来的恐慌等不安情绪洋溢的世界,所不可切分的精神期盼。“在我们的文明及其巨大的控制力的中心,是科学所创造的然而却无力填补的一个空洞”,这是现代人批量陷入抑郁的原因,这是引发极端宗教情感、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温床,这是种种反社会情绪和行动的口实。人们需要人文学科,需要叩问人生意义,才能感受到作为人的价值独立。

    安东尼·克龙曼在书中写道,“为找到摆脱这种精神危机的出路……我们必须学习对我们所做和所思考的事情的意义作出评价,以及对我们人类的爱和劳动、抱负和失败的意义作出评价”。诚哉斯言。

 

 

本文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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