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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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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为何兴起地域纷争?  

2016-02-23 00:32:01|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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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历史学家的经线
豆瓣评分:9.0分(32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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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清末民初为何兴起地域纷争?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历史学家的经线》

作者:孙隆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512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出版于1935年,这本最早是由英语写成的作品迄今受到读者的欢迎。林语堂行文幽默,对文化、社会、历史混杂而成的思想话题驾轻就熟,其所著的多部以英语写成而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的作品,为美国等外国读者了解、理解中国提供了便利。而他的作品重新转为汉语,走入中文世界后,又被认为代表了民国时期(汉语文言朝着白话文转型时期)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

尽管如此,仍需看到,林语堂通过《吾国与吾民》等作品所描绘、评析的那个中国,与中国的真实形态有着较大距离,且许多观点仅仅是拼凑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相关问题发表的并不成熟的论见。

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在其所著的《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中就批评指出,《吾国与吾民》对中国民族性的批评,流于俗套,简单列举了之前梁启超、丁文江、潘光旦等人以及“京派”、“海派”的观点,渲染了相当浅薄的南北两极论,以支撑其宣称的中国民族退化论。林语堂在当时提出,衰老的中国民族曾承受两次“蒙古”输血,否则很难维系如此之长的民族周期,这番结论援引自顾颉刚。

孙隆基评析指出,林语堂的看法,取自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界以至社会公众所渲染的文明与自然对立、文明脱离自然而趋于没落的话语。民族退化论的观点也包括20世纪初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在激发中国人特别是被认为退化程度较高的南方人重建“种族健康”。孙隆基注意到,林语堂还试图解释中国国内各省的区域性差异,比如,对湖北人“永不气馁”、湖南人“锲而不舍”表示称道。

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盛行。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君主专制的批判角度,从引自西方的达尔文主义带来的民族自强路径的角度,从文化与国民心理的角度,以及从中国不同区域、民族的文化特质的角度,甚至还有将种族理论将南北地理观相结合的讨论,形形色色。经由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而今看来,皆不难找出漏洞,孙隆基认为,作为历史,仍有研究的价值。《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就此进行了系统性回顾阐述。

梁启超将清末的朝野纷争,追溯至南北两派重臣之争。此后,孙中山、陶成章等人更将类似的观点体系化,民初在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南方军阀之间频频拉响的南北战争,更为南北地理观基础上的南北两极论提供了依据。

地理决定历史,在历史学界颇有市场。很多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南欧和西欧国家之所以会在近代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地理原因,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之更可能推动带来大航海时代,借助殖民扩张崛起,而地理条件也赋予了这些国家有别于欧洲其他地区、其他大洲人民的国民性格。民国初年,源自欧洲的这种观点被演绎为简单化的北方保守、南方革命——但另一方面,北方长期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得北方背景的知识分子(哪怕来自南方)歧视南方文化。鲁迅说,上海文人是“才子加流氓”,他的弟弟周作人对海派文化的评价,更具体化为“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到了1920年代晚期,上海明显取代背景成为了文化中心,反过来,“海派”也掀起了对“京派”的发难。这在当时,就有人评价指出,南北离心,很容易被日、俄两强邻所乘。

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受到日本、美国等相关学派的影响,热衷开展将中国化整为零为多元文明进行研究。梁启超就是这类观点的重要提出者。力主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唐君毅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对中国文明依照区域、民族等不同文化特质进行研究,或强调古代中国的“国际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学派等学派的历史学家,这种观点与当时日本官方、军界鼓吹的东亚共荣、亚洲联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很难想象仅仅是学者独立思考的成果。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学界不加甄别的引入这样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出对南北文化、不同区域、省域文化的专门研究,比附欧洲地中海文化与北欧文化的差异,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为对不同省域人民的丑化和具体个人的人身攻击,造成无谓纷争,实属憾事。时至今日,毫无科学依据、并无统计学数据作为事实支撑的地域纷争在国内仍有市场,不能不说跟民国学人缺乏独立思考而盲目引进域外学说、轻率演绎南北两极论有着密切联系。

《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收入的其他主题文章,包括《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探讨中国如何在清末,由一个君主国家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并重建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始祖的记忆)、《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对照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分析“群众心理”、“暴民政治”等词汇如何进入民国时期的政治)、《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挖掘五四运动在近百年来不同时期历史地位的沿革)、《“世纪末”的鲁迅》(分析鲁迅作为民族文化偶像的由来,评述鲁迅的思想体系)等。总的来说,这本书非常深入的探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若干核心问题,不仅深入挖掘了相关的史料,而且引入了全球史视角和政治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工具,对于读者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发表在“界面新闻网”222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545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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